徐乐：果戈理的精神之旅

徐乐

果戈理的文学生涯是一系列悖论的组合。一方面他痛恨农奴制社会的腐朽，以如椽巨笔对其痛加鞭笞；一方面又将作品中堕落的主人公称为自己的兄弟，力图在他们身上找到精神复活的蛛丝马迹。一方面他开创了被称为“自然派”的伟大的俄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坚持客观公正地描写社会的黑暗面和人性的沉沦；另一方面又始终拥护沙皇的专制统治，为俄国现行制度寻找宗教和神学的根据。一般来说，原苏联和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多高扬前者而贬抑后者，认为后一种倾向的出现是由于果戈理受到俄国社会环境和斯拉夫派朋友的错误影响，没有形成正确进步的世界观，出国后与他接近的人如茹科夫斯基、亚济科夫、舍维廖夫等又多持保守观点，而果戈理自幼所受的宗教教育最终将他扯入了思想混乱的深渊，以至于写出了被别林斯基视为对进步文学势力和民主解放运动的背叛的书——《与友人书信选》，后来的许多研究者也以此为根据对果戈理晚年的转变扼腕叹息。

传统的批评焦点往往集中在外界对于果戈理的影响，却忽视了思想探索的复杂和矛盾正是果戈理创作的独特品性。荒谬的时代造就了这位个性特异的孤独者，使其一生都在忙忙碌碌地四处漂泊，寻找俄罗斯人的精神家园。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几部作品都是在旅途中完成的。果戈理的漫游本身既是一个悖论的象征，也为他思想中的悖论之谜提供了极好的解释。一方面他无限热爱自己的祖国，即使身在异国仍是心系家乡，他的眼光始终未曾关注到欧洲大革命前的风云变幻，他的笔下只能是俄罗斯的东西，好象有“一条锁链”把他与祖国的命运牢牢地拴在一起；另一方面他又长期滞留国外，尤其在普希金逝世后俄国文坛群龙无首，整个俄罗斯翘首盼望他回国主持大局时，他却又一次与祖国擦身而过，匆匆踏上了颠沛流离的国外旅途。他自己似乎也不能说清楚为何要选择漂泊：“我只知道出行根本不是为了欣赏异国风情，而毋宁说是为了饱经异域漂泊之苦——确似预感到了一样，只有在俄罗斯之外才能了解俄罗斯的价值和只有远离她才能获得对她的爱。”本文试图追寻果戈理漂泊的轨迹，探究作家布满荆棘的思想旅程。

青年的果戈理是带着描写家乡乌克兰农村风貌的小说登上文坛的。他酷爱民间歌谣、传说、故事，收集了大量流传于小俄罗斯的口头创作。他像热爱家乡一样热爱这些民间智慧的结晶，简直为了它们而发狂：“我的欢乐，我的生命！歌谣！我是多么爱你们！”在他的眼里这些来自民间的原生的欢乐是真正的欢乐，是充满了生命力，不带一丝杂质的纯净的欢乐。乌克兰的一切都是色泽绚丽，光彩夺目的，人们在自己的家园内自由地生活，自由地发展着自己热烈的性格。封闭的环境使得这块土地从未受到十九世纪文明的侵染。《狄康卡近乡夜话》的叙述者养蜂人鲁得·潘柯向读者介绍说：“我们这地方把凡是从外国来的人都叫做德国人，即使他是法国人或意大利人，或是瑞典人，总都算是德国人。”外国的一切新花样都不为他们关心，西方人在他们看来都是些无法理解的不会说话的人。在乌克兰的大地上人们仿佛生活在神话当中：一切都是善恶分明的。人们笃信上帝，诅咒魔鬼，纵情地欢乐，大胆地恋爱。普希金读过《夜话》后由衷地感慨：“这才是真正的快活呢，真挚，自然，没有矫饰，没有拘束。有些地方是多么富有诗意，多么富有感悟啊！这一切在我国文学中是那么不寻常，以至我直到现在还没有从陶醉中清醒过来。”

然而果戈理不久就从这个幻梦中清醒过来了。带着自幼树立的要做一番大事业的雄心壮志，果戈理踌躇满志地来到了帝都彼得堡，预备在俄罗斯的中心施展抱负：“在很久以前，几乎从还不懂事的年轻起，我便满怀要使自己的生命成为国家利益所需的永不熄灭的热忱，热望能为国家带来哪怕是小小的利益。”事与愿违，冰冷的彼得堡却给了他一个教训，仿照欧洲样式建立起来的现代都市繁华气派，在果戈理看来却充满了空虚、谎言、堕落、冷漠。愉快的心情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对美好事物的留恋和怀疑。《夜话》出版之后，果戈理曾一度陷入忧郁，为灵感与激情的失去而困惑苦恼。正如他1833年在一封信中写道：“不知何故现在工作起来不顺手，笔在纸上涂写不再怀有那种充满灵感的快乐了。好不容易开始并依据历史想做些什么，就已看到本身的不足了。时而遗憾没有取更广阔更巨大的规模，时而又突然建立起一个全新体系并打破了旧的。”这是果戈理人生旅程中一次重要的转折，妙趣横生的民族写生画家的笑声即将获得一种内在的升华，不再是以往那种明朗的，清澈的，发自内心的狂欢似的笑了，而是浸透了作者灵魂的拷问，能呛出人的泪水的笑。其实在《夜话》中果戈理就已在欢乐的气氛中留下一丝不安的影子。比如在被公认为果戈理早期作品中欢快的情绪表达得最充分的《索罗庆采市集》中，欢愉、年轻的力量战胜了一切，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市集上举行了盛大的婚礼，所有人都参加了这和谐一致的狂欢。可是当看到“脸上笼罩着坟墓一样的冷寂”的老婆婆们丝毫没有童稚的欢乐，仅仅由于酒醉的力量便随着众人跳舞，作者不由感叹道：“欢乐——这位美丽而变化无常的客人，不就是这样从我们身边飞走，徒然让残留的一声两声来表示快乐的吗？声音在自己的回声里听出哀愁和荒凉，迷惑地谛听着。蓬勃而放纵的青春的活跃的游伴，不就是这样一个跟着一个在世间消逝，最后，把一个老伙伴孤零零地撇在后边？遗留下来的人可真寂寞啊！心里感到沉重而悲哀，毫无解脱的办法。”后来在《密尔格拉得》中，欢乐与苦闷的分裂愈益加深。《旧式地主》中果戈理以漫画式的笔法描写了生活在孤寂的小村里一对老年地主与世隔绝的生活。这里没有贪婪、欲望引起的搅扰、争斗，远离城市的喧嚣，气氛平淡而和睦，夫妇二人亲密无间，相依相伴。可是这种无法割舍的依恋之情与其说是出于爱情，不如说是长期养成的麻木不仁的习惯。果戈理轻轻地嘲笑了他们近乎动物的单调乏味的生活，同时对他们又抱以深深地同情。乡村的孤寂简朴的生活对作者“有一种不可言喻的魅力，也许是因为我现在已经看不见他们，凡是和我们远远离开的东西我们总觉得特别可爱的缘故。”而对两个吵架的伊凡（《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果戈理则浓墨加以讽刺。两个为琐事打了一辈子官司的地主背后是一整个庸俗透顶的俄罗斯省城，完全失去了乌克兰草原欢快热烈的调子。果戈理在结尾处长叹：“诸位，这世上真是沉闷啊！”

沉闷的世界和渴望自由的心灵可怕地对峙着，果戈理不得不打点行装，准备逃离这个变幻莫测如同镜花水月般难以捉摸的彼得堡了。在号称“首都之花”的涅瓦大街上，一切应有尽有，什么东西都可以买到，这是庇罗果夫中尉等“骑士”们大胆冒险的乐园，是腐朽的社会奢侈淫乱的魔窟；这里容不得纯洁的爱情，高贵的思想，残酷的现实必定要把美好的事物摧残殆尽。“一切都是欺骗，一切都是幻影，一切都和表面看到的不同！”“涅瓦大街老是在撒谎”。再怪诞荒唐，不可理喻的事都可能在彼得堡发生——八品文官柯瓦辽夫的鼻子变成绅士满街乱跑，将军家的狗互写情书，狂人波普里希钦做了西班牙皇帝。这正是后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梦境中见到的彼得堡——那金碧辉煌的宫殿，雄伟壮观的涅瓦河钟楼以及树立在涅瓦河畔威风八面的彼得大帝跃马扬鞭的青铜骑士像有朝一日会消失，像融化在空气中一般。《狂人日记》结尾一章中，波普里希钦大声疾呼：“救救我吧！把我带走；给我一辆快得像旋风一样的雪橇。开车呀，我的驭者，响起来呀，我的铃铎，飞奔呀，马，带我离开这世界！”写完彼得堡一组短篇后，果戈理不久便于1836年带着《死魂灵》的手稿出国了。

逃离了彼得堡的空虚无聊，果戈理一头扎入到了历史之中。17世纪乌克兰草原上查波罗什人的冒险生涯刺激着他的神经，使他精神振奋，重新燃起天才的火花。在那个如烈火般燃烧着的激情、豪放、自由与勇敢的时代，勇士们只为国家、正教、盟友之义而战，为爱情而战，人们放荡不羁，狂欢豪饮，勇猛厮杀，大胆恋爱。当然作者在此并不是要标榜自己的先祖们残忍的屠杀行径，而是要唤醒俄罗斯人心中麻木已久的神圣感情，用乌克兰骑士的狂热重新点燃荣誉、信仰与爱的火花。在国外，果戈理的足迹踏遍欧洲大陆。他尤其不喜欢巴黎，因为他所厌恶的彼得堡正是按照这座城市建造起来的。“这便是巴黎——永远的骚动的喷火口！喷射出新奇事物，文明，时髦风气，高雅口味以及反对者也无法抗拒的浅薄但却强有力的法则的喷泉！”他批评法国人：“整个民族都是苍白的不完美的……这儿没有宏大的庄严的观念。到处只有思想的影子，却没有思想；到处只有类似热情的东西，却没有热情。”这里不能不说果戈理的对其他民族（包括中国）的认识有偏差，但和他一向的价值取向是吻合的。果戈理认为只有在古老的罗马才保持着欧洲文化的最高贵的精神。在明朗的天空下，荒废的历史遗迹中能寻觅到永恒的创造的萌芽，永恒的美好未来的萌芽。这种永恒才是真正君临于欧洲的不可颠覆的伟大。在罗马，果戈理见到了与伟大俄罗斯的光辉前途的隐秘的联系。飘零的游子终于找到了暂时栖身的精神驿站。

果戈理习惯在旅途中构思创作，在人群中却始终感受到难以排遣的孤独。从早期一系列作品的发表起就一直受到深深的误解。人们认为他只是小俄罗斯的写生画家和风俗画家，是一个逗人发笑的滑稽大师。对于自己的笑的力量，果戈理也是逐渐才认识到的：“为了使自己遣怀，我虚构出一些没有远大目标和打算的人物，使他们陷入种种可笑的境地——这就是我的一些短篇小说的缘起……我的笑起初是温和的，我根本没想怀着某种目的去嘲笑什么……”是果戈理的导师，第一个在俄罗斯有了痛苦意识的公民——诗人普希金帮助果戈理认识到以笑为武器将全社会的庸俗予以艺术性地夸张后带来的巨大力量。果戈理说：“如果笑的力量如此巨大，能让人害怕，那么就不应该白白地耗费掉！我决定把所有我知道的庸俗恶劣的事集中起来，一次性地对它们加以嘲讽——这就是《钦差大臣》的缘起！”很难想象，《塔拉斯·布尔巴》中波澜壮阔的抒情史诗笔调与《钦差大臣》里客观冷静的嘲讽竟是出自一人之手。然而布尔巴和赫列斯塔克夫以及后来的乞乞科夫身上不都是有着俄罗斯人深刻的民族特性吗？一样的都是不肯安于现状，一样的都喜欢在俄罗斯辽阔的土地上四处奔驰。赫列斯塔克夫的出现是突然的，走时也如一阵轻烟，不留一丝痕迹。他的旅途所经之处只是引起一些骚乱，如同一石投入平静的水面，将平日难见的沉渣一并泛起，而他本人却浑然不觉，也并不能改变什么：主人公是个轻薄无行的浪子，但却能打动人心，因为他“出自心灵”，是作者“个人的心灵史”。果戈理坦言，在赫列斯塔克夫以及那些县城官员身上的缺点和恶习，也就是俄罗斯人身上所共有的普遍的恶习，因此我们在笑这些人物的同时，也是在笑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嘲笑的人也是我们的兄弟。能从这些渺小卑微的人物身上看到可笑之处并不困难，困难的是比照我们自己的心灵，找到自己身上的缺陷和错误，从新获得从善之路——这正是果戈理寄希望于这部喜剧的用意。

《塔拉斯·布尔巴》

观众们热烈地欢迎了这部喜剧的上演，各大剧院座无虚席，人们被喜剧演员的表演逗得哈哈大笑，但果戈理却在这一片笑声中如坐针毡，他为观众的不理解感到极端的痛苦。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庸俗丑恶正是他们身边无处不在的现象，却把戏剧当作某个虚构出来的偏远小城市里各种虚构出来的人物的活闹剧。因此他们笑得既无知又可恨。果戈理又一次在人们的欢迎声中感觉到了极端的孤独和无助，于是没等戏演完就从剧院溜了出来，带着写一部“大作品”的想法匆匆上路了。这一次，果戈理是要全面表现俄国各阶层的社会生活，塑造符合俄罗斯根本特性的主人公形象，正面展现俄罗斯人的精神面貌和存在状态，为迷路的俄罗斯人寻找精神复活和赎罪的道路。

站在这样的高度上，果戈理创作了被称为俄罗斯的《伊利亚特》的《死魂灵》：主人公乞乞科夫如同“惊涛骇浪中的一叶孤舟”，为了“一百万卢布”在广阔无边的俄罗斯大地上万里巡游。不管这个动机是多么卑微，果戈理却心甘情愿地与这个骗子手携手“长久地走下去，去历览整个浩阔壮大的，奔腾不息的人生，透过世人所能见到的笑和世人见不到的，没有尝味过的泪去历览人生。”旅途中果戈理时而用乞乞科夫的眼光打量周围，时而自己站出来抒发胸怀，因为果戈理与他的主人公的脚下都是俄罗斯的国土，他们的精神总有相通之处。不管乞乞科夫本意如何，果戈理在漫长的旅途中交给他三大重任：一、揭露地主生活的腐朽庸俗，表现他们如何丧失了自己的灵魂。二、在灵魂死亡的地主心中吹醒复活的火花，同时自身经历精神的觉醒。三、在现实的基础上寻找拯救俄罗斯灵魂的英雄人物。果戈理的构思非常广阔，虽然《死魂灵》最终没能完成，但是从第一卷和第二卷的残篇中我们也能领略到作家宏伟的构思和广阔的精神内涵。随着思想的发展乞乞科夫在第二部中收购死魂灵之事似乎也不再那么重要，更多的“既是处于需要，也是出于求知心切，许久以来一直在俄罗斯各地周游”，“就是见见世面，广交各等人士，已不啻为一部活的教科书，一门不无重要的学问。”乞乞科夫在此处更像是在作家广阔的精神世界里纵马飞驰，而作家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精神世界的边界在何方。无边无际的大地和无尽延伸的道路召唤作家乘上马车，策马飞奔，抛弃片面极端的思想，用完整的智慧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来理解并热爱自己的国家民族，为之建功立业。“俄罗斯！你究竟要我怎么样？”“这片一望无垠的土地将给我什么启示？是不是只有在这里，在你的身边，才能够产生无垠广阔的思想，因为你本身是无边无际的？是不是只有在你的身边才能够成为一个勇士，因为你有让勇士尽情驰骋的地方？也就在这个时候，壮阔的土地气势凛然地把我搂入胸怀，以令人战栗的热力将自己的姿影刻印入我的心灵；我的眼睛被一种超乎自然的魔力照亮了：哦！俄罗斯！你是一片多么光辉灿烂，神奇美妙，至今尚未被世间认识的异乡远土呦！”荒凉的空间召唤着勇士和与之相配的勇士的功业，果戈理允诺：“就在这部小说里也许会响起另外一些至今还没有被拨动的心弦，会出现无比珍贵的丰富的俄罗斯精神，会有一位天赋神明般德性的大丈夫上场。”写作第一部的果戈理尽管看到了现实的卑微，却始终在心灵深处藏着美好的愿望和对未来的信心，所以能在荒凉的大地上听到“来自天上的歌声”。俄罗斯如同飞驰的三套马车，在“歌声”的指引下呼啸前进，这种永不停息的旅途本身就充满了希望，因为只有在意识到自己尚处于旅程中而没有到达目的，人类才能发现自身的不足，才能虚心学习，勇于探索，不断向上攀登，同时这种运动本身就证明了巨大的能量和光辉灿烂的未来。可惜的是，果戈理的良苦用心与当时处于社会解放运动最前沿的民主主义思想完全不在同一个层面上，作家一直便生活在普遍的误解和极端的孤独之中，为此果戈理认定了自己必须要离开俄罗斯，远离左右他思考的亲人和朋友，以便客观公正全面地理解俄罗斯。

19世纪的欧洲经历了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经济的蓬勃发展，而俄国尚处在封建农奴制的重压下，在科学技术经济文化各方面均远远落后。1812年抗法战争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俄罗斯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同时普遍地感到这种落后的局面与欧洲大国的身份极为不符。19世纪初俄国的知识界几乎都为同一个问题所困扰——如何振兴俄国，使祖国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对这个问题不同派别的思想家们从各自不同的立场出发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可以大体分为西欧派和斯拉夫派。前者认为俄国落后的原因在于长久地封锁于东方，没有接受西方先进的文化，所以应该打开国门，向西方敞开门户，在一切方面吸收西方先进的思想意识和科学技术。斯拉夫派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俄罗斯有极其独特的历史使命，在古老的俄罗斯宗法制体系内包含有将来能拯救世界的宝贵的精神遗产，所以俄罗斯不应把西方奉若神灵，而应该恢复彼得改革以前的传统体制，实现俄罗斯的复兴。果戈理认为两派的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都看到了俄罗斯目前面临的问题，但由于失之偏颇，两派只看到了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没能全面地得出自己的结论。他说：“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认为俄罗斯公民应当知道欧洲的事，但我始终深信，如若在这一味夸奖渴求知道外国的事情的情况下你忽视了自己的俄罗斯的原理，那么这些知识就不可能带来善，反而会使思想迷失方向。”“所有这些斯拉夫派和欧洲派，或者守旧派和革新派，或者东方派和西方派，……我觉得他们只是对他们想成为的那种人的可笑的模仿，他们全都在谈论同一对象的两个不同方面……一方走得离建筑物太近，因此只看到建筑物的一个部分，一方又离得太远，因此看到了整个正面，因此他们说的毕竟是关于主要的东西，而不是局部的东西。”果戈理所说的“俄罗斯的原理”不是被他称为“克瓦斯爱国主义”的对俄罗斯一切现存事物包括陈规陋习的盲目自夸，对俄罗斯当前社会的虚假的赞美，而是蕴涵在民族心灵深处的道德感和崇高的宗教情绪。他把欧洲的启蒙思想比作“火镰”，而俄罗斯民众在“火镰”的敲击下爆发出觉醒的火花。欧洲的智慧只能被俄罗斯人用来审视自己，却不能单纯地用来模仿。果戈理说：“世界正在途中，而不是靠着码头。……一切都在寻找着什么，已经不在外部寻找，而在自己的内心里寻找。道德问题重于政治问题，重于学术问题，终于任何别的问题。……到处却或多或少地流露出内心建构的思想：一切都期待着某种更加和谐的秩序。”

一直在旅途中痛苦地寻求精神栖息地的果戈理最终选择宗教作为自己探索的归宿。果戈理晚年一直是怀着一种感恩的思想在创作着，认为自己生命的延续乃是出自上天特殊的恩惠。在果戈理看来，自己生而具有常人所没有的天启的智慧，因而有义务向民众传达上帝的声音。同时，俄罗斯也是上帝特别优选出来的民族，俄罗斯人民肩负着创立人间天国的神秘使命，在俄罗斯古老的宗法制生活中隐藏着拯救世界的秘密，这一点与斯拉夫派的观点极为接近。果戈理高度评价俄国人民天性中的宗教感，认为宗教在俄罗斯的历史发展和维持俄罗斯人精神生活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教会是俄罗斯一切事情的调解者，他说：“我国的教会已准备立即开始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并光照整个大地。教会中蕴涵着真正的俄罗斯生活，从国务活动到普遍的家庭事务的方方面面，给一切以一条合理而正确的道路。”虽然果戈理在欧洲作过广泛的游历，也声称自己并不反对西方先进的思想，但他在天性上还是倾向于斯拉夫派的。因为“在我看来，绕过我们的教会，没有准请它的祝福便把什么新事物引进俄罗斯的想法是极其不明智的。未经我国的教会以基督之光施以洗礼，就把无论什么样的欧洲思想嫁接到我国的思想上，这甚至是极其荒谬的。”俄国的东正教会比之西方教会更加适宜于同上帝直接交流，不但使人的心灵，而且也使人的理性达到高度自由的发展，不但使个人接近上帝的真理，而且能让全人类加入到对上帝最高本质的沟通之中。因此，俄国大地上教堂林立，而且都是由俄国百姓们自愿酬款建立的。果戈理对教会的这种认识直接影响了俄国白银时代的宗教思想家如索洛维约夫、别尔嘉耶夫等。崇高的宗教感是俄罗斯诗歌的源泉，俄国诗人有一非凡的才能——把抒情的对象与上帝联系起来，从中感到对象的崇高。“因为俄罗斯心灵由于自己的俄罗斯本性，不知何故就能在某种程度上自行感悟到这点。”在果戈理看来，俄国诗人很少直接反映社会的现实，关注的总是此在世界中与彼在世界相契合的事物，努力发现人的心灵通向美好王国的奥秘。因此，俄罗斯诗歌就不是为了当代而作，不是为了现实功利而作，而总是企图超越现实，超越当代，为了将来最终完美的世界降临到大地上的理想而作的。“诗歌就是为了让我们看，在我们中间确实存在着自身美好的东西，并且不要忘记吸收，成为自己的一部分。”果戈理的这一思想在19世纪末诞生的俄国第一个现代主义文学流派——象征派的理论创作中得到了呼应，勃洛克这位象征派诗歌的主将就把自己心目中未来的俄罗斯形象称作果戈理的孩子，而勃洛克的象征主义的诗歌更是进一步发挥了艺术的神秘的魔力，以之超越尘世生活，奔向永恒性灵的不朽。

《死魂灵》群像

“艺术就是同生活和解。”果戈理在《死魂灵》中对主人公的嘲讽越来越带有悲天悯人的色彩，同时，他更加努力地在作品中并不完满的人物身上寻找英勇豪迈的品质，甚至不惜歪曲事实，虚构出一些代表作家精神信念的理想人物形象，对此车尔尼雪夫斯基比较公允地评价说：“在《死魂灵》第二卷许多断片中，有着许多虚构的东西，而且不能不看到，它们的产生是由于果戈理有着一种自觉的愿望，要把欢乐的成分加进他的作品里去……这种虚构的理想化所以产生，有许多场合完全处于作者的任性；可是其他一些断片的产生，却是由虽然不小，但毕竟是真诚的并非任性的信念所产生的。”

《死魂灵》所指定的得救道路即是赫罗布耶夫之路——放弃尘世的财产，追求另一个世界的幸福，把自己整个献给上帝，就能洗刷过去的罪恶。吃喝玩乐将家产挥霍一空的赫罗布耶夫只在内心里大喝一声：“上帝啊，赐福予我吧！”果然就感到勇气和力量渗入了心灵，前方出现了光明。果戈理相信这样的道路同样适用于自己。他认为自己有义务创作出完整的《死魂灵》，将之作为献给上帝的礼物。然而在此之前首先要在精神上达到崇高的境界，然后才能实现自己报效祖国，为祖国供职的诺言。1842年，他在纪念命名日的午宴上宣布，将去朝拜圣地耶路撒冷，然后回国。常年流浪的游子终于回到了祖国的土地，把整个俄罗斯当作修道院，以实现精神上的超拔和更新。

果戈理的一生都在四处漫游，果戈理的思想也总是在不停地求索，总是不满足当下的状况，这使得同时代以及后来的研究者往往被作家自相矛盾的话语搞得迷惑不解，有的批评者便抓住一点或用古典主义诗学的范畴来解释果戈理的创作，或将果戈理归入宗教思想家的行列，或干脆在果戈理身上寻找现代主义思潮的源头。其实果戈理的矛盾只能是俄罗斯的一种特殊的现象，任何一种现成的术语或概念都无法完整地涵括果戈理复杂而又深刻的创作道路，理解果戈理首先要懂得他对俄罗斯的爱，对俄罗斯发展道路的深切关怀，和俄罗斯本身特殊的民族品性。果戈理的探索虽然最终也没有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为此他将耗尽多年心血，数易其稿的《死魂灵》手稿也付之一炬，然而凭着对祖国深切而痛苦的爱和严格的自我批判精神，他比同时代人更敏感地意识到俄罗斯独特的归属和使命，他的整个探索的旅程也就为俄国下一代的知识分子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果戈理的名字也成了知识界一个不断舍弃自我，追求真理的象征。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原载于《俄罗斯文艺》200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