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心灵与知识生产的当代使命

——访北师大文学院教授方维规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方维规教授多年致力于文史哲领域的跨学科研究，相关成果在比较文学、文学社会学、概念史、海外汉学等多个学术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无论是“比较文学形象学”，还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概念史”研究方法，都是他首先介绍到中国的。尤其是在概念史研究领域，方维规是中国大陆公认的概念史研究重要奠基人之一，在海外被视为东亚概念史研究的领军人物之一。除了《西方与中国：西学在晚清中国的传播》《20世纪德国文学思想论稿》等有分量的专著外，他还主持或参与了诸多中西文学研究项目。2021年，方维规教授当选欧洲科学院院士（“文学与戏剧”学部）。为进一步了解方维规教授的教学成就及学术理念，近日记者采访了他。

初遇：文学心灵的启蒙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马修·阿诺德看来，文学有着“世界上最好的思想和最佳表述”。在很多人心目中，小说、戏剧、诗歌等文学作品常被看作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成就，文学在公共文化生活中好像有着特殊地位。那么，您走上文学研究之路的总体感受是什么？

方维规：这要从我早就有的文学兴趣说起，与我的成长经历有关。1971年，我被保送进入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中学。在那个年代，上外附中是一所很特殊的学校，当时没有重点学校之说，上外附中是上海人心目中唯一的尖子学校，入校后我被分配在德语班。这个学校文科相对较强，学校的老师可以说是上海一流的。学习内容也很广泛，语文课上也有不少古汉语内容，这在当时并不多见。

在校期间，我认真研读了《牛虻》《安娜·卡列尼娜》等外国小说。在那个年代，外国小说中的很多内容都是中国小说中看不到的，着实让人感兴趣。这大概就是我文学研究的起点吧。

1977年，我考入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除了学习德国文学史课程外，也读德国文学作品。通过考试，我在大三时便提前毕业留校了。当时除了教书，科研是无从说起的。我先在《外国文艺》《外国文学》《当代外国文学》等当时比较知名的杂志发表了七八篇德语文学作品译作。真正开始做文学研究，是在读研之后了。也是在读研的时候，我翻译了我后来的博士生导师狄泽林克的《比较文学导论》。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当选欧洲科学院院士，这意味着您在文学研究领域可以与欧洲同行平等对话。您在哪方面的成就获得了他们的认可和敬重？

方维规：其实在西方学界，同行是不太在乎人种和国籍的，觉得研究水平高就认可。这让我想起很久以前写过一篇随笔中说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过分推崇外国专家及其研究成果的问题：作为海外汉学的直接参与者之一，我跟不少汉学家都很熟，了解彼此的学术兴趣和水平。我不否认西方汉学所取得的成就，但很多研究也是很一般的。而在中国，学术会议的座次和论文在刊物中的位置等，不见得缘于礼仪之邦的习俗。当然，会议和会议不同，我曾以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为平台，召集和主持召开了五届“思想与方法”国际高端对话暨学术论坛。每次会议邀请近20位相关领域的国内外顶级专家，每次听众却有好几百人。这也可以用来解释“认可问题”。这个系列会议邀请了很多国际上名声很大的学者，能来的都来了，这不就是认可吗？我还可以举另外一个例子来说这个认可问题：在西方学界，假如某个知名学者要编一本书，请你写一篇文章或一个章节，这当然就是认可，他或许还会考虑你是否得到他人的认可。他是不会随便请人写的，这关系到他的学术眼光，不能轻率行事。

转进：学思轨迹的层叠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特别注重文史哲领域的跨学科研究，那么，在文学这种意向型学科中开展跨学科研究很重要吗？对文学学科发展有什么意义？

方维规：我做的研究比较杂，也可以说是跨学科研究。刚才说的“思想与方法”会议，其实也是跨学科研究的尝试。这或许缘于我的求学之旅。在德国大学读书，只学文学或只学历史或其他单一的学科，那是毕不了业的。一般至少要学两个专业，这是教育体制的硬性规定。我的学术旨趣确实横跨不少专业，从我十多年来所做的研究看，从事的常常是跨学科研究，但主要是在文学与历史之间穿行，哲学则是许多研究的应有之题。近几年来，外出开会好像更多的是到史学界取经。不久将在《近代史研究》上发表一篇比较长的文章，题目是《概念史与历史时间理论》，主要涉及历史或历史哲学，还有现代性理论等问题。

说到文学或文学理论研究的跨学科问题，或许可以说，文学理论总是身处理论研究的前沿，其他理论也时常会涉及文学。或者说，其他学科的理论常被用来阐释文学。就国际学界晚近的走向而言，探讨理论问题的鲜明特色之一，是对跨学科理念的思考。跨学科本身是一种方法，很少拘囿于纯粹的理论。那些大的理论家，哪个是纯粹做文学理论的？或者说，哪个不通历史或哲学？当然还有文论家对其他学科感兴趣。

跨学科而又以某个学科为重心，既在其内又在其外，但是边界时常很模糊，这是当今常见现象。举一个例子：我在巴黎高师作过一次演讲，讲的是文化传输问题。当时我感到很意外，该校好多不同专业的学者来听。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是，他们在我演讲结束后非常认真坦诚地参与讨论，不少有洞见的观点对我很有帮助。我想，这是比较理想的跨学科交流和讨论的氛围。遗憾的是，这样的学术氛围在我们这里还比较少见。少数有组织的跨学科讨论，参与的学者大都比较客气，通常缺少真正深入的交流和对话。

先前，许多研究都以学科自重，人们强调各学科之迥异的学术话语，哲学话语不同于社会学话语，史学话语不同于文学批评话语，对学科之外的学术进展知之甚少，这便导致跨学科问题和命题的不断提出，但真正落实的并不多见。虽然大家都觉得跨学科重要，但对什么是跨学科、如何跨学科，很多人的理解似乎还不够深入。重要的是，如何超越学科界限，达成视野的融合，以整全的眼光来把握问题的核心，而不是不同方法的简单叠加。

人文科学属于软科学，有人甚至不把它看作真正的科学，时常给人虚无缥缈之感。说到“虚无缥缈”，我有时就在课堂上这么形容中国当代的一些文论。“虚无缥缈”是理论本不该有却很常有的特点，这就会让人产生故弄玄虚之感。因此，注重事实、言之有物就显得尤为重要。我就用概念史方法写过一些文学研究方面的论文，比如“跨文化”“沙龙”“（西方）文学”“世界文学”“光晕”等。做得好不好，当然得由读者来评判。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是中国概念史研究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作为舶来品，概念史的内涵与外延是什么？

方维规：近些年知道概念史的人好像越来越多了，大有成为一门显学的迹象。概念史不是一个学科，而是一种研究问题的方法，就像阐释学、话语分析等方法一样。目前，在中国从事概念史研究的人为数不多。对大多数人来说，认识还是模糊的，比如不少人或许会说方维规是做词语的，这当然是外行话。概念史不只关乎词汇史，但词汇肯定是一个切入点，概念史研究都得先从那些表述政治和社会重要事实的词语入手。我们一定要区分语言史和概念史：语言史分析词语，概念史探讨概念，概念史是另一种做思想史研究的路径。

这其实涉及概念史的定义，而我不太喜欢定义，这也是我在课堂上常说的，希望学生不要迷信定义，那往往是应试用的。在人文科学中，对于一个事物常会有多种定义，不同上下文中有不同的定义。比如我最近出的一本小书，叫《什么是概念史》，不少地方都有对概念史的界说。

概念史研究方案依托于两个理论前提：其一是历史沉淀于特定概念，并在概念中得到表述和阐释。没有概念便无法讲述历史，比如讲述法国大革命，或者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或五四运动，这就离不开特定概念，甚至可用两三个关键概念来归纳。其二是这些概念本身有其历史，走过不同的历史时期，比如“民主”，中国古代就有这个词，“民主”是皇帝，即“民之主”；而到了19世纪，中国人用“民主”翻译西方的“democracy”的时候，将之转义为人民作主的“民主之”。而在19世纪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民主”一词既可能是“democracy”的汉译，也可能是“republic”（共和）的译词，体现出时人对这两个西方概念的理解和阐释。概念史既审视语言符号的形式，又探究它们的语义和作用，并在这两个层面上描述和勾勒一个概念的常态、断裂及其变化。通过对语言表述之意义变化的分析，让人领悟过去时代的实际经验与社会形态及其变化的关系，为史学研究提供一种范式。这应该就是概念史的内涵。

关于概念史的外延问题，我们或许可以从概念史方法的运用可能性来谈。我们知道，概念史是“德国货”，也就是所谓的舶来品。这种研究方案强调思想史与社会史的结合，是一种依托于可信史料的思想史阐释模式，具有很强的包容度和跨学科性：它依托于不同学科的知识进行研究，又以自己的特长来丰富不同学科，这就使其外延或用武之地颇为宽阔。我刚才说的用概念史方法研究文学概念，很能说明这一点。

译踪：辨识中的省察

《中国社会科学报》：1986—2006年，您在德国学习和工作，在不少领域卓有成就。您已经出版了德语著作五部，中文专著七部，编著四种，译作四部，发表论文百余篇。关于翻译，您在《中国翻译重灾区》一文中说，翻译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它可以传播思想，亦可以“扰乱试听”。作为一名学者，您认为什么样的译文才是好的译文？

方维规：《中国翻译重灾区》这篇文章，网上传得比较多，很多人都知道。所谓“重灾区”，是指西方理论著作的中文翻译。那是10年前写的，话说得比较狠，现在的状况应该有所好转，我看到不少年轻译者译的东西，还是很不错的。不过，文章中的不少观点，或许还没有过时。

上过我课的学生都知道我的一个说法，有些同事也知道：就语言本身而言，西方那些大思想家写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是清楚明白的。至于其中深意，那是另外一回事儿。如果你怎么也读不懂他们说的话，肯定是翻译出了问题。所以，我让学生别折磨自己：阅读西方论著的中译本，看不懂的地方就跳过去，再跳过去，跳多了跳累了，这本书就不用看了。需要跳过一些句子甚至段落，原因很简单：译者本人都没弄懂，你怎能看懂呢？这样的译文肯定不是好译文。

关于“扰乱试听”，我们有时会碰到一种情况，即对同一段外语文字，汉语中有两种不同的译法，我说的是内容层面上的不同。不同的译文，特别是意思相差的译文，必然会导致译文与原文的背离，在内容上相去甚远，直接影响文本解读和对问题的看法，引发不同的问题意识，令人产生不同的联想。正好我有一篇短文这两天刚发表，那是我将要出版的一本小书《“世界文学”推原》的“自序”，单独发表时的标题是《世界文学：马克思、恩格斯观点的用途与滥用》，文中说的一个问题就跟翻译有关，有兴趣的可以读一读。

什么样的译文才是好的译文？这时我马上想到读书时就读过的傅雷译的法国小说，还有他译的《艺术哲学》那样的理论著作，当然就是好译文。我还会想到严复说的信、达、雅，但做起来不容易，我时常强调有些东西是不可译的。但是为了文化交流，不得不译。我认为好的译文是由译者各方面的功底决定的，别无他法。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事翻译工作有多种原因，有的是纯粹为了翻译，有的是为了进行学术研究而进行翻译。结合您的翻译实际，该如何看待译文与学术研究之间的关系？

方维规：我曾做过翻译，早期是为翻译而翻译，后来逐渐走向学术，也就是为学术而翻译。我写文章经常参考西方文献，会做一些零星的翻译，也就是我所需要的小段文字。假如已有中译本，有时我会采用。时常碰到不尽如人意的中译本，那就得自己译。我编的《文学社会学新编》，其中约三分之一的经典文本是为这本书而译的，这其中又有约一半是首次译介到中国。学术研究采纳、借鉴或者批驳外国人的观点，这就需要翻译，这就是我所理解的二者之间的关系。

我认为，好的译文是由译者各方面的功底决定的，而不尽如人意甚至很糟糕的译文也是因为缺乏功底。有些译文之所以译得不好，很可能是译者把双语辞书翻了又翻，花了很大的力气，太累了，所以译文也会让读者觉得累。很多意思是双语辞书中见不到的，何况我们有些双语辞书本身是有问题的。另外，原文的许多细微之处更是难以把握。当然还有历史知识，或曰一个词的历史语义。比如，大家都知道歌德的名著《诗与真》，或者狄尔泰的名著《体验与诗》，我说的是中译本，两部著作的标题中都有“诗”，德语中也都有“Dichtung”字样。歌德是在论诗吗？狄尔泰是在论诗吗？我不知道是否有人问过这个问题。还有席勒那篇名文《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那是需要知道一二百年前德语的“Dichtung”“Poesie”“Literatur”的含义才能弄懂的。我在这里只是抛出这个话题，很可能会写一篇小文章，但这不是小问题。就这一个译词，很多经典著作中译本中的不少句子让人看不懂。

回返：思潮兴替中的期许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古代有着灿烂的文学经典，立足今天的语境，我们如何挖掘其内在价值？

方维规：在海外汉学这一块，外国人曾经做过很多这方面的研究，这也让我有机会接触相关问题。比如我前不久刚写完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语言的规定性》，也就是语言所具有的表达可能性，这就涉及古汉语或汉字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早先研究中国文学的外国学者，不少人认为汉语汉字更适合于直观的形象思维。并且，汉字的特殊构造与古代中国文学之简约、朴素的语言表达方式，不仅对文体和风格产生了深刻影响，亦关乎中国人的审美意识和审美习惯。一百多年前有一个德国学者做过一个很有意思的比较：在德国，读过中世纪的《尼伯龙根之歌》或者宗教史诗《救世主》原文的人肯定不多；而在中国，稍微知书识字的人都能背诵《诗经》这部已有3000年历史的作品。这不仅能够让人看到我们灿烂的古代文学经典，而且还能体会到其强有力地在当下的延续。

现在很多中国学者喜欢谈论“本真的”研究，也就是“我们的”“中国的”，而我觉得“我的”更重要。每人都做出“我的”东西，才会有特色，才可能百花齐放。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不断提高并完善自身的研究水平，水平高，做得好，就会有人替我们讲故事，比如伊格尔顿或者德里达的文学理论，文论界天天在讲他们的故事。我想强调的是“世界”和“交流”，学术研究要获得长足的发展，就要积极与世界学术接轨，而不是带着非学术的目的做学术，如此才能做出让世界认可的东西。如果人家经常征引我们的研究成果，这不就是中国的骄傲吗？正如中国健儿在东京奥运会上的表现，也是同一个道理：拿出实力，让人称羡！

《中国社会科学报》：早在1993年，德国文学理论家、经验主义文学研究的倡导者施密特就宣称，文学研究要么成为文化研究的一部分，要么将被完全边缘化。您认为中德文学研究有哪些异同及互相借鉴之处？中国文学研究的现状及亟待解决的问题又有哪些？

方维规：施密特说的东西，只是一家之言。关于中德文学研究的异同，我们或许可以考察中德做同一个课题的两个人之间的异同，论总体是很难的。不过，我大概可以说，在哲学化的文学研究和批评方面，中德好像有点区别，也就是哲学性问题。另外，同文学一样，无论是批评还是研究，假如从业者既不是为自己而写，也不是为读者而写，那它产生以后便已失去生命，至少是短命的。我反对学术上的一窝蜂、大跃进。

就我所在的文艺学专业而言，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或许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译介西方文学理论都要多，给文论教学和研究带来很大变化。我们的学者或硕博研究生对西方哲学的兴趣，甚至不亚于专攻哲学的学者和学生，当然肯定没有他们研究得深入。我们的研究生或许比西方在校生更了解他们那里的理论，这也为硕博论文提供了许多论题。然而这些年来，我发现他们的论文开题越来越难，再多的理论也不够中国的硕博大军来研究。就宏观层面而言，这里存在引进理论的张力问题。我所理解的张力，是理论的运用可能性，思考方式的改变或引发新的思考方式，而我们做得比较多的还只是理论的转述。再加上学生真正用在论文写作上的时间还远远不够，或者原先的论文设计就有问题，为开题而开题，最后写起来就更难了。

《中国社会科学报》：针对这些现象及存在的问题，您目前还有哪些正在开展的项目或者从事的研究？

方维规：我前面说过，我做的东西比较杂，而且总觉得有做不完的事情。做不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常有人来约稿，有时还不是一个学科的。从一个学科到另一个学科，不但手头干的活断断续续的，还得小心翼翼地做，怕专家们笑话，好在文史哲很多方面是相通的。现在好多从事某个领域研究的人喜欢做小丛书，拿一个你原来做过的论题让你写，本来就是比较难的论题，他叫你写得通俗点，而且还要有较大的篇幅，这就不敢多允诺了。

当然，我目前最感兴趣的还是概念史研究，不时会发现有些学者对某个问题一知半解甚至以讹传讹的现象，概念不清的现象时常可见，比如刚才说的德语“Dichtung”能不能译成“诗”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我自己写文章的时候就不得不辨析一下，否则没法往下写。我上课从来就是读自己正在写或将要发表的文章，边读边讲解，概念辨析便是其中一环。

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方早期中国文学史纂及其影响研究”还在进行中，马上收尾了。还有我筹划已久的“形象学”译文集，参与翻译的人比较多，现在快做完了，希望不久能面世。另外，还有外国人编的两本书的约稿，也正在写。